三、中央和地方预警权限的重新配置 （一）层级式预警的扁平化思路 提高传染病预警响应速度、防止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发生存在两种不同思路。

任何组织和个人需要获取他人个人信息的，应当依法取得并确保信息安全，不得非法收集、使用、加工、传输他人个人信息，不得非法买卖、提供或者公开他人个人信息。只有确立了这种权利，才能要求信息控制者履行相应的法律义务，以及确立有效的执法监督机制，预防和制止违反法律义务行为的发生。

这样一来，究竟是个人信息还是个人信息权，不但室内稿与《民法总则》规定不一致，室内稿本身前后也不一致。同时，对于公法权利，国家有义务建立有效的事前事中政府监管与行政执法制度，有效预防损害的发生，保护公民所享有的权利。不属于数据控制者的数据处理活动中的个人信息，不属于保护客体。二是需要调动信息控制者的积极性，设计激励相容的机制，促使信息控制者主动承担保护个人信息的义务，设计有效的个人信息安全管理制度，实现从单向的权利控制向权利控制与激励机制并行的多元治理机制转变。这些新型权利是去法典化时代的产物，具有跨法律部门、多元特征混合、公法私法融合等特点，不宜简单一刀切定性。

1990年12月14日，联合国大会以45/95号联大决议的形式通过《计算机处理个人数据系统规制指南》，建议成员国在立法中采纳指南提出的10项隐私保护原则。（3）数据控制者或者处理者有下述3种情形之一的，才应指定专门的数据保护官，即除法院以外的公权力机构处理数据，控制者或者处理者的核心业务要求经常性、大规模监控数据主体，控制者或者处理者的核心业务要求大规模处理条例第9条规定的特定种类个人数据或者第10条规定的刑事犯罪个人数据。而在前述类型以外的野生动物方面，尽管现有立法在猎捕和经营利用方面也有所规定，但整体而言相对薄弱，需要全面加强。

原《动物防疫法》中仅规定人工捕获的可能传播动物疫病的野生动物，应当报经捕获地动物卫生监督机构检疫，未来应将人工繁育野生动物的检疫予以明确。根据研究者对12种常用中药材野生资源的统计，其中22%已经属于濒危，51%趋于濒危。流入我国的新物种由于不在国家和地方所制定的保护名录范围之中，导致相关规制措施比较缺失，而这些新物种一旦管理不善，很可能破坏我国现有的生态环境，威胁本地物种的安全，同时还可能带来新的致病病毒和细菌。文章来源：《浙江学刊》2020年第3期。

具体而言，未来野生动物立法应重点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 （一）扩大野生动物法的调整范围 目前各界普遍认为《野生动物保护法》保护范围过窄，需要予以扩大。按照现行立法，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猎捕和人工繁育[2]需要国家和省一级的野生动物保护主管部门审批，而其他野生动物随着保护级别的降低，审批级别也依次下降。

刑法中由于入罪门槛过低，导致刑事犯罪与行政违法行为之间界限模糊。[11] 例如有学者认为应一方面明确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另一方面明确排除已经论证的有害野生动物，并对有害动物进行风险管理。但这一体系仍存在一些缺陷与不足，具体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非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未能得到充分保护 目前各类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根据《野生动物保护法》受到了较为严格的保护。为此要大幅加大野生动物管理一章的内容，可以考虑将《野生动物保护法》改为《野生动物保护与管理法》。

[12] 2011年韩国将原来的《野生动植物保护法》更名为《野生生物保护及管理相关法律》。长期以来我国由林业部门（目前是林业草原部门）负责陆生野生动物保护，林业部门先后为国家部委、国务院直属机构，现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为部委管理的国家局，其行政地位一再趋低，具体负责这项工作的野生动植物保护司的行政地位也趋低，行政资源不足，难以承担繁重的陆生野生动物保护的任务。[8] 参见王怡敏、刘波：《玉溪市野生动物驯养繁殖单位疫源疫病监测防疫情况初步研究》，《林业调查规划》2012年第6期。据统计，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所列约420 种，其中脊椎动物约394 种，而我国仅脊椎动物就约有6597种，保护物种仅占其5. 97%，如不包括鱼类，哺乳类、鸟类、爬行类、两栖类，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所占比例约占14.5%，保护范围明显过小。

近年来，野生动物非法猎捕活动得到了一定的控制，野生动物人工养殖的规范化程度也日趋提高，但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四）进一步规范野生动物的利用 野生动物利用包括各类野生动物制品的研究、展示、药用、食用等多种活动，其中药用和食用由于与人类饮食关联的密切，尤其受到关注。

（《传染病防治法》第七十八条）。野生动物的猎捕是当前市场中野生动物的重要来源，同时也是造成野生动物疫病传播的一大源头。

随着世界人口的不断增长和世界气候的变化，人类与病原生物的接触越来越多，逐渐打破了病原体宿主的中间屏障，使新发病毒性人畜共患传染病的发展形势日益严峻，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更是容易造成严重的公共卫生安全危机。[12]从目前的地方立法情况来看，一些地方政府已经就非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各管理环节进行了规定，但这些规定较为零散，且管理部门、级别、程序等方面不统一，这些问题应当在未来立法中予以明确。[6] 李晓丹：《食用高风险物种动物 目前法律存在真空地带》，《经济观察报》2020年2月17日。[17]因此，需要对运输者的相关资质和条件进行更加严格的审查与规制。[8]另一方面，野生动物兽医方面的规定尤为缺乏。[10]三是应将规制范围确定为各类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以及带有致病病毒、细菌的其他野生动物。

在陆生野生动物之外，农业农村部负责水生野生动物保护，但野生动物保护也不是农业农村部的管理重心所在。我国自上个世纪80年代末将野生动物立法提上日程以来，野生动物立法不断完善。

对此，在野生动物的经营环节，不仅要审查野生动物的来源合法性，更要重视经营者的保存设施和条件。目前，我国在家禽家畜方面的防疫体制已经较为成熟，但野生动物疫病防控的立法与实践仍不完善。

对于其他野生动物应整体纳入野生动物保护与管理法治立法的范围。[4] （二）野生动物的取得与流通环节缺乏具体标准 我国现行立法较为关注对野生动物取得与流通方面的调整，设定了大量的规定，但在一些重要问题上仍存在缺失。

全世界有60%—80%的新发传染病是人畜共患的，如埃博拉、非典、禽流感、猪流感等，给人类生命和财产造成巨大损失，加强预防控制尤为重要。建议未来将陆生野生动物保护和水生野生动物保护职能统筹，整合野生动物保护职能，在自然资源部设专门的野生动物管理局，统一负责陆生、水生野生动物管理。[16] 蒋德梦、余丽江、杨洋、李思琪、罗旭：《中越边境野生动物贸易和养殖状况调查》，《野生动物学报》2017年第4期。过去的运输规制多是以证件检查为主，在具体运输条件上缺乏必要依据，需要在未来立法中增强可操作性。

第二，野生动物的运输缺乏具体条件。例如，前几年我国西部多地区所爆发的肺鼠疫，就与地方上旱獭猎捕的泛滥有密切关系。

[4] 除非是没有合法来源、未经检疫合格的其他保护类野生动物。[18] 孟智斌：《中药濒危物种资源可持续利用对策初论》，《科技导报》2008年第14期。

第一，野生动物的人工繁育缺乏具体标准。目前我国对人工繁育领域的管理多以许可证为核心，但在许可颁发之后对繁育过程缺乏有效规制措施，同时，当前我国野生动物人工繁育产业较为落后，缺乏规模化养殖场所，大部分都是小型乃至个体的养殖户，动物非常分散，养殖条件不一，养殖方法落后，有的地方还会几户混养或各类动物混养，交叉感染风险非常大。

参见黄政：《刍论我国野生动物保护立法的完善》，《理论导刊》2010年第8期。（五）健全动物源性和人畜共患传染病的防控机制 动物源性和人畜共患传染病防控机制是公共卫生安全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2003年由于非典疫情影响，我国曾出台《关于适应形势需要做好严禁违法猎捕和经营陆生野生动物工作的通知》《关于发布商业性经营利用驯养繁殖技术成熟的梅花鹿等54种陆生野生动物名单的通知》等规定，将野生动物人工繁育限制在一定范围内，并相继出台了一系列国家标准。（《野生动物保护法》第三十条） [5] 唐俊妮、王红宁：《人畜共患病的分类、流行及研究方向》，《四川畜牧兽医》2010年第10期。

但是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只是野生动物的一部分，大量野生动物并不属于重点保护范围。目前我国在打击野生动物走私犯罪方面已经取得了相当的成绩，未来在继续坚持打击犯罪的同时，还应重视对境外新物种流入加强管控。

（三）推进野生动物流通环节的规制 野生动物的源头控制只是野生动物管理中的一部分，由于相关猎捕和人工繁育涉及范围广且分散，治理难度高，应当予以高度重视。为体现社会共治理念，应建立公众检举揭发野生动物违法行为的奖励制度，鼓励全民广泛、积极地参与野生动物保护工作。

[6]现行《野生动物保护法》《动物防疫法》《传染病防护法》中，虽然建立了部分人畜共生疾病防治的部分制度，但是还远未实现以风险治理为导向、以预防原则为基础、以全过程规制为支撑的防治人畜共患疾病的过程控制制度。同时，在疫病防疫方面，兽医管理相关规定较为薄弱，对动物源性传染病和人畜共患病防治力量亟待加强。